神木16官员建房摆谱不靠谱

                                                              文/何生

        8月10日以来，一篇题为《神木县十六名政府官员集资建起17层高楼》的帖子在很多网站流传，帖文直指神木县规划办主任王荣等16名官员集资建楼并公开出售。20日，神木县纪检委介入调查。

　　陕西神木县规划办主任王荣等16名政府官员，集资在铧山路北建起一幢住宅楼。楼房2007年开工，2009年竣工，共17层，每层120平方米、125平方米、150平方米房子各两户，每平方米售价约6000元，由该县前主管县长、土地局一官员及规划办主任王荣等16名政府官员集资建成对外出售。“望楼兴叹的神木老百姓不禁疑惑，这座楼的土地从何而来，而这16名政府官员集资建房的一大笔资金又从何而来？”   （来源：搜狐财经）

       神木县出名了，跟几位县领导有关的传说在何生看来，确实是存在的，具体有哪些人参与集资建房目前没有依据。我们从贴中可以看出些什么呢？

        一个官员敛财的大手笔大制作用了两年的工期终于在8月10号见光，一部颠覆历史，改革开放的房地产大片有国家公务员领衔主演，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农民不种地了，官员可以兼职了，这些都可以不说。但面对如此大的项目工程耗时长久，施工期间为何如此畅通，谁为谁开的道，谁把谁的后门打开了？难道都是一群可以官官相卫的流氓和洗钱黑手？

        一出出可以移花接木的装B，总想把事实掩埋，把真相腐败，把权力买卖，然后私通分账，底气十足的集团买卖，把忽悠当工作职责，玩了父母又耍流氓，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什么有保密政策都是假话，聪明的猪这回不撞树上也撞在了记者身上，假如之后的几天调查没有结果，何生想记者被收买了或官员权利使然，记者逃生依旧。

        负责“景园小区”物业的神木县金浓物业公司第一项目部负责人张玲称，他们是2009年12月进入该小区服务的，总共102户，有80户是对外销售的，目前已入住80多户。其余的十几户和80户外全部都是政府要员，或者亲属不定，完全符合报料人的数字，除了16名官员外，还涉及的6名相关人员到底什么身份？是不是都被一套房子收买了？难说，但是依然有线索。

       在记者调查时，一名购房者说：“我也听说是县上领导集资建的。”30户被调查的人家中25户从个人手里购买，5户人家老人老糊涂不清楚房子来源是有保密协议和沟通的不假。胡哥了解到从县长到各个局，都是官大压死人，看来这个县长本事不小，把规划局，建设局，国土局，县纪委等一批领导的小金库拿来建房不愧是前县长，之前还有多少潜合作，共发展的经济理论研究深不可测。这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没有完全公开的秘密。

       一个小区的建设资金和劳力来源于何处？17层高楼，2年完工，可想需要多少资金。帮凶或者推手把这个火点燃烧旺，不知煮熟了多少咸猪手？一把把捞钱的伪人，心野了，烧不尽。最有看点的是为什么事隔一年多后，才有人勇敢站出来说话，而到了县纪委就夭折的调查完全是水分太重，影响不小的利益阻击。

       当记者在发稿前接了不少关于本次集资悬疑人的电话，要求能不发就不发，表明了身份的领导有权利恐吓的意淫和求饶，不少政府部门领导在记者面前吓破了胆，而面对贪婪的建房资金数目，有没有想过花的是什么钱？那不是钱，是劳动人民的汗水和大米，养活了一群贩买权力，合谋意图的公务员，这些纸老虎养着可怕，桶破了那层神秘而又保密的保护纸和破坏防护拦后，漏出的全面目是羊驼。

      希望在未来几天，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能够看到一个让人驯服的理由和结局，即使是贪官的脏款转移和变相投资，社会各界给予的猜测能够实现，并发挥积极作用，把事实和真相摆出来，讲明白，不要把神木县变成神棍县，摆什么谱，靠不靠谱，千万别相信知府。

成龙很久没拍过好的电影了，无需拍，因为现在他本身就是一部好的电影。从“中国人确实需要管一管了”到向菲律宾伸手“友谊之手”，他完成人生演技最重大的一次提升，演得太好了，下一步只有出演特首才承受得了。

我并不同意因为自己人被欺负，就要派解放军去轰炸菲国把菲佣弄到大巴上悉数击毙最好顺手再把东南亚全部解放，一是因为那儿不归我们解放，我们只有更加文明才不会被野蛮欺负，用野蛮对付野蛮只有更加野蛮（比如非洲有些地方现在还杀来杀去），再就是，如果中国人被欺负就要轰炸，就得轰炸强拆过中国商人店铺的某某国还要轰炸让中国民工淹死在海滩上的某某国更要轰炸把两个中国商人活活打死的某某国，这要花费太多的炸弹……当然，这样的报道经常是被屏幕了的，因为我们必须是大国，小民，而大国。

但成龙说“如果警方一开始就击毙绑匪，人们会说怎么不谈判？如果警方先谈判，人们又会说怎么不一枪击毙”，我估计好多人读到这里咯登一下，因为确实，前段时间幼儿园事件我们曾批评过警方不谈判就崩了没什么实质威胁的劫匪，不人性，这次菲国的例子正好反过来，让你竟有些无从质疑。从这一点看来，说成龙是霸王洗发水用多了，不仅伤了头皮还伤了脑子，是低估了成龙，成龙是演员中的战斗机，战斗机中的隐形机，他敦厚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很高的智商。这句话居然用上了二元极致的玩法。所以那三条推特儿不是助手随意发上去的，成龙可能随意发推特吗，一个推油都不会随意的巨星，是不会随意推特的。

大家应该觉得成龙这话的句式很眼熟，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前两天国资委一位领导说的：现在的老百姓是怎么啦，国有企业不赚钱你们骂，国有企业赚了钱你们还骂，要我们怎么办。明白吧，成龙确实很适合当领导了，都很凛然的句式，但其实是，拿着人民的钱的国有企业不赚钱当然骂，赚了钱却不回报人民或者干脆就不是挣钱而是抢钱，更要骂。回到菲律宾这件事，警方当然不可以不谈判就击毙绑匪，更不可以谈判十来个小时才击毙绑匪。反正我看到营救人质那一队人马时，还以为菲律宾也有民兵编制，或者是协警，后来才知道，他奶奶个腿的居然是特警。

那些悲伤的细节和那些诡异的笑容不想多谈了，有时候回忆也有罪恶感。我是曾经喜欢过成龙这个演员的，但我很是奇怪当年那个演员怎样变成一个领导，他现在已经是影协副主席，我想他肯定想当电影局局长甚至想当文化部部长，我承认这样的揣测有些恶意，但现实告诉我们，在中国什么东西做大了，就容易叛变，不要以为内地人才会叛变，港台人也一样，成龙不再是一个演员，你以为他是一个演员，其实他是一个官员，你以为他玩的是武术，其实他玩的是心术，你以为他是亲善大使，其实他是广告大使，他是世博肉身的海宝，是奥运第六个福娃，是一切堂会剪彩的金剪刀，是维持会会长，到最后他觉得中国人确实应该管一管，而政府又管不到位，就该拿给绑匪去管一管。

这证明我们这个地方的某种力量足够大，大到足以把一个演员培养成为领导，其实也不一定演员才叛变，知识份子也一样，比如陈文茜前段时间说韩寒不该骂世博会，陈文茜在台湾以犀利著称，现在却当起世博唱诗班BB，可是在上海生活近三十年的韩寒还不比刚来上海三天的陈文茜更了解上海和上海的变化？这就不对，但陈文茜就是要这样说，这样说她有利益——而且这个好处必不是帮李敖炒作李戡……其实李敖也是我们那一代愤青曾经很喜欢的，因为他敢一人独抗国民党反动派和阿扁很多年，但现在他在写《阳痿美国》，在大赞内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内地当然有很多变化，但你独看到可喜的看不到可忧的，你不再像知识份子那般深独立去反思，而只是随便的起兴，这就不是李敖，而是李咏，不是反骨的李敖，而是看院的藏獒。

利益知识份子，利益演员，利益科学家，在这个强大的气场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五毛，你以为他们唱的是“我们都有一个家”，其实心里是“台币人民币两手都要抓”，你看，凡是成龙代言的产品，最后都死光光，无一例外：代言小霸王，小霸王倒闭了；代言爱多VCD，爱多倒闭、老总坐牢；代言汾湟可乐，汾湟可乐没了；代言开迪汽车，全国才卖九百多辆；代言霸王洗发水，被查出霸王致癌，很快也将消失了。而成龙最新代言的另一品牌格力空调，近期也频传空调爆炸事件，成龙就是一广告毒药，代言谁谁死……这个不是我统计的，是别人，如有出入，请查。

想一想，成龙比郭德纲还要低俗的，郭胖子代言的伪劣广告没成龙多，也没一个小龙女摆在大街上，更没说过不憎恨菲律宾，可郭胖子是要下架的，成龙不会下架，成龙的电影照样放，成龙的堂会照样开，成龙的传人还要薪火相传，可见有关部门比我们都懂成龙，因为成龙比郭德纲还懂中国内地。再想一想，中国人没人管你憎恨，中国人太多自由你憎恨，中国网民乱说话你憎恨，中国记者调查霸王你憎恨，独独中国人被杀死在异国你不憎恨，这多少有点让人憎恨。

我不欣赏民族主义，也不见得就接受自由主义，我只选择人性主义，因为只是一个俗人，只搞得懂最基本的主义。上上篇“中国人为什么没安全感”被战胜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并不因为”安全感”被战胜，中国人就有了安全感。大家知道，我们没可能改变世界，只有世界改变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偶像，因为偶像可以改变心情，带来点安全感，但是，这次人死了，成龙没有声哀鸣，只有声援菲国，这有些怪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成龙只做到妻吾妻以及人之妻，这就很让人寒心，很没安全感。

这样的成特首，你的安全？

博士生为什么不能是廉价劳动力

作者：刘长锋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大学本科生刚开始扩招那几年，社会上对大学生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及至其后，据说不少学生为了逃避现实，不愿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又纷纷扎到考研的浑水中，据此引发了舆论一轮轮对硕士研究生的狂轰乱炸。本科生骂过了，硕士生调侃过了，现在又轮到博士生了。据《长江日报》8月25日消息：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新书称，大多数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的横向课题100%由学生完成。

    周教授的新书一抛出，不啻于又在舆论中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场对教育和博士教育的口水仗又让不少人找到了狂欢的理由。瑞士手表为什么驰名世界？是因为真正的好表是需要精工雕作，完全靠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而机械化作业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则无论如何在精细度上就差了很多。中国当下的教育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无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博士生，都在一种近似于狂热的全面提高社会整体人口素质的幌子下，更像是一出批量生产各类学历证书游戏。如果这个判断基本正确，则网友据此心存不满，冷嘲热讽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也即是说，数量问题不过只是表象，而急功近利近于批发式的粗制滥造才是关键。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生，无论如何我以为“指导”都不会怎么上心，当然了，也就很难带出什么好学生来。这个问题，舆论基本可以达成一致，故此搁置不论，我们转向另外一个今次讨论的热点——博士生该不该是导师廉价的劳动力。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一个高分低能足以给出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原因在哪里，说起理论的东西来，这些能埋头苦干一路上到博士的尖子生们，大多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在实践上，我不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只能比较保守地说，形势不容乐观。不仅如此，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也有像刘道玉先生讲的，不少人不过是把博士当作荣誉和身份，当作功成名就的垫脚石而已（动机首先不纯）。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智商问题，而是一个传统和习惯问题。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对于博士生的评价，其能不能顺利毕业拿到学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不过其次，考试成绩才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尽管学生代老师做课题，多少看起来有点像资本家剥削包身工的感觉，也多少显得有些导师不务正业、虚与委蛇，绝对不是严谨认真的学术姿态。但无论如何，对于博士生而言，能有机会参与重大课题的研究，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首先，能参与博导主持的大课题，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攀得到的高枝。在一个惯于论资排辈的社会，不知道多少年轻学者和教师，眼巴巴想做课题还得不到机会。其次，以实实在在的科研实践，对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检验和完善，对于博士生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爱迪生没有博士学历，他伟大的发明是在反复的实践中得来的。莱特兄弟没有任何学历，但是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现在出行有飞机可坐。

    廉价不廉价，并不能靠金钱来衡量，尤其对于执着于求知者而言更是如此。一次课题的参与，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远比导师们心不在焉的理论指导更有价值。一次课题的参与，就是一次很好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没有实践的理论永远只是干巴巴的理论。通过具体的实践，让脑子里的理论得到检验和充实，让博士生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博士生，又有何廉价不廉价之说？

香港现在已经把一个成语改了，这个成语叫“望子成龙”，成龙在华人扎堆声讨时放了几个臭屁，全港姓成的人就再不敢让儿子叫成龙了，望子成龙也一衰而成怕子成残，残是脑残。成龙的亲朋好友纷纷出来批判成龙，连他那弱弱的见人就梭边边的儿子房祖名也站出来，跟文革红小兵似的，积极跟老爸划清界限：“我不支持成龙的话，他不代表香港人。”——爸都免贵了。按趋势发展，成龙因为胡说，快变第二个胡风（疯），因胡话可能被逼疯的人。

他当然是自找的。当演员、歌手、代言人、明星兼无本万利商人太久，成龙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干什么的了，他或许以为自己是天使，人间正道是沧桑啊，结果演得像天屎，搞得周围人捂鼻绕道而走。我想，他的原意很可能是肉麻吹捧，他说香港人善良、宽容、不记仇这些，本来是拍港人的马屁，但他几边都想讨好，又顺嘴说菲律宾特警处理没什么问题，爽得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都鼓掌感谢他。这免费的感谢实在很坏事，相当于港菲正在作战（舆论战），港方突然跑出一白袍中年猛将，阵前大叫一声：“这仗不该打，对方没什么错！退兵吧！”菲方为此喝彩，港方痛感“亲者痛仇者快”，围观者顿悟：“这人有病吧？哪来的香港脚？”

成龙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有病，连脚气都无，他甚至坚信自己政治正确，每次都选在了“对”的一方。而且，我估计，他近期也不是没观察揣摩人质解救一事，从语言方式来看，在用霸王勤洗头的同时还可能认真学习了祖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相关口径，因此才讲出如此貌似谁都不得罪的话。祖国官方通讯社曾报道：前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也即现驻菲律宾大使在面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时候，表达了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阿三世对人质劫持事件的重视。你们看，刘前发言人在死了好几个不该死的香港游客后，还是表达了对菲律宾的感谢。刘前发言人言语逻辑其实是从祖国外交部惯常思维逻辑来的，那就是：外国领导对中国事情的重视，是大好事，能让他们重视，不管重视的是活人还是死人，这都是外交工作的成就。刘建超不管这次因何跟阿三世交涉，首先感谢一下，表现下外交部的政绩，简直成条件反射了。这其实跟某副局长要求首先感谢祖国没什么区别，对外交来说，讨好别国就是讨好祖国。

刘建超既然可以条件反射，那成龙当然也可以条件反射一番。他虽然不是外交部的，但他在菲律宾有粉丝，有投资者，有需要搞的关系，比如今后在那儿拍戏需要官方协助等等，于是，他就以个人外交的方式表达了貌似圆滑的意见。菲律宾人民听了他的讲话，恨不得直接把他改成菲籍，甚至可能举着火把横幅支持他任下一任总统。有位朋友总结了一下成龙的发言取向，得出一种感觉：他总是跟着市场走。当年台湾市场火，就大唱台湾赞歌；老婆都娶绯闻都闹台湾的，日本受宠，就大讲日本好话；祖国有钱了，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阅兵式的时候嗨得比老华侨还像心脏病患者。朋友估计：成龙啊，在香港本土的票房价值越来越低，因此他越来越不把香港放眼里。菲律宾不一样，虽然不富，但人多好哄，有市场潜力。因此，他就又选择了政治正确也就是市场正确。

这分析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跟祖国的气质其实特别像。想我泱泱华夏，每次在交涉涉外华人事件的时候，都显得特别理解对方，不管有理无理，都是一种给对方添了麻烦我们很自责的姿态。莫斯科灰色通关事件，华人损失惨重，但外交部以“大局为重”，只顾讨好老毛子，把华人放在可以牺牲的位置，结果国际观瞻很难堪很难看。这次，按刘建超们的逻辑，本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可惜香港人异常关注，下不了台落不了地，才不得不表现得强硬。从发言人姜瑜女士发言口径由软到硬，也可看出，这回，他们是被霸王硬上弓，被一国两制下深圳河以南的媒体、老百姓硬推着，才雄起的。否则，演都懒得演一回胸口碎大石。

成龙的意见很识大体顾大局，用外交战线的术语来讲：以中菲两国交往的大局为重，不做不利于维护、发展中菲传统友谊的事。对内维稳，对外维护，在“维护”语境之下，八个香港普通人的牺牲根本不算什么，完全撼动不了友好交往的大局。这也许正代表了成龙的想法，身不在局心在局。他做不了外交部发言人，完全可以做民间外娇部发言人，刮净胸毛，对外娇喘吁吁，以个人行动实践祖国外交路线，做不计成本不管死活捍卫中外关系的楷模。

谭飞/文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8e9a30100kxsi.htm

菲律宾屠杀香港人质真相:

（1）马尼拉特警部队强攻被劫持巴士时表现得蠢笨无比，花上一个多小时才攻入巴士将门多萨击毙。现在知道，当天上午他们曾进行强攻巴士演习，同样用大铁锤击破车窗，不足两分钟就攻入一辆“被劫持”巴士——荒唐的是，用作演习的巴士车窗只是普通玻璃，一击即破。

（2）菲律宾有一支反恐部队SAF（SpecialActionForce），媒体报道说，事发当日，SAF已全副武装到劫持人质现场候命，却因为特警把持现场指挥大权，SAF未被安排行动，和普通围观者一样眼巴巴看着那群蠢猪式的特警活活害死香港人质。

（3）菲律宾一间电台的记者图尔佛（Erwin Tulfo）在菲律宾国会临时听证会上称，他与一名同事是当天最后与门多萨通电话的人。通话中他们发现门多萨因弟弟被捕而情绪激动，想将此情况通知警方谈判专家，但找不到人——与门多萨谈了一整天的谈判专家已离开指挥中心。事情没解决，他下班了。什么国家！

（4）门多萨失控的导火线之一，是其弟格雷戈里奥被捕。现场总指挥马蒂贝说，是马尼拉华裔市长林雯洛下拘捕令。但林雯洛否认，反说是马蒂贝要求把格雷戈里奥带到警察总部，“因为他已不再合作”。——不管谁下令，此事至少说明，现场多头指挥，一人一个命令，涣散、混乱，溃不成军。

（网友“无足之鸱”评论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不是中国城管来抓你，而是菲律宾特警来救你）

（5）菲律宾特警当天迟迟无法用铁槌敲碎巴士的玻璃，断送香港人质性命。已自愿停职的现场总指挥马蒂贝昨出席参议院临时听证会时承认，“特警从没有处理强化玻璃的经验。”（程鹤麟无心挖苦，只是愤懑。）

（网友“他爹说”评论：据说特警贪污腐化的经验很好，搞钱的手段一流。）

（6）曾荫权致电阿基诺未成，阿基诺事后解释是当时正与官员闭门会议，不知曾荫权来电话。但总统府马拉干鄢宫的通讯部最高官员秘书长柯罗玛昨接受当地媒体ABS-CBN的访问时说，“（打电话联络不到总统）太难以置信，因总统随时都可联络到，因他会带手提电话在身。”阿基诺至今还在撒谎。

（网友“猪海荣”评论说：政客撒谎，跟妓女性交一样正常。话糙理不糙。）

（7）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干鄢宫的通讯部秘书长柯罗玛说，周一下午5时许，曾荫权致电到总统府总机。由于致电总统属高层通话，通常要经外交部安排，但曾荫权来电未经外交部，接电话的总统助理认为不合程序，未将电话转给总统。再次证明，阿基诺事后解释忙于开会没接电话是谎言。

（8）当晚7时许，门多萨见当局无回应，突然无预警枪杀领队谢廷骏，团友大惊尖叫。枪手已失理智，“他边走边左一枪右一枪，瞄准团友的头开枪，我估计他没想过留活口。”至少5名团友奋不顾身扑前抢夺枪管，并用力将枪管举高，“一冲上去，枪手就退后开枪，有两三个人都是这样死了。”

（9）生还人质陈国柱目睹枪手瞄准18岁青年梁颂学头部，其14岁妹妹梁颂仪扑前替兄长挡子弹背后中两枪遇难。陈说，大屠杀过后，满地鲜血，有团友欲起身被鲜血滑倒。枪手其后又向车窗外扫射，子弹横飞，他感到度秒如年，里面已是枪林弹雨，警察还要扔催泪弹进来，那半个小时真是好可怕。

（10）出事大巴的司机阿贝托可疑。警方称，整个过程中阿贝托的表现非常怪异。“从头到尾他一点儿也不害怕，而且对绑匪门多萨表现得很友善。他一直在笑。”阿贝托事后说用指甲剪撬开了手铐，这个说法相当侮辱世人智慧。

（11）马蒂贝在国会临时听证会上解释为何特警装备不足仍要强攻，说当时最关注是要行动迅速，惟有下令强攻。前言不搭后语，这位马尼拉警察总长曾说是市长下令强攻。

（12）阿基诺至今坚持不能与劫持者谈判的立场，因为谈判会助长歪风。马尼拉警察总长马蒂贝昨天还说，不能向绑架者作出任何承诺，以免他人都将要求诉诸暴力。——这是导致8名香港人质惨死的根本原因，菲律宾的王八蛋原则高于外国人的生命；死难的同胞是给菲律宾的王八蛋原则殉葬。

（对不起，程鹤麟这几天常常不冷静，说话有点儿冲。通过电视的直播，8名同胞就枉死在我的眼前，你就让我不冷静一回吧！痛哭！）

曹操墓造假将是考古界大耻

文/魏英杰

曹操墓考古疑云不断，近日又有学者闫沛东大曝内幕：经过考察，他发现考古队宣布的出土文物石碑、画像石等，都是在南阳一个地下造假工厂生产出来的，在当地定制这样一个石碑，只要花170多块钱就行了。

文物造假不新鲜，无非骗骗外行人和文物爱好者。早年我就曾买到过一批所谓“袁大头”，模仿得跟真的一模一样，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假货是怎么造出来的。但是，倘若考古人员参与造假，甚至拿假文物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将是考古界、学术界的奇耻大辱，不能让人原谅。

这件事情固然尚待证实，然而围绕曹操墓的考古发现，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广为各方所诟病。这是因为，这次墓葬挖掘完全是一个事先张扬的事件，其中带有太多的功利性成分。例如，在相关考古证据并不十分确凿的情形下，专家就急切地抛出结论。这一做法并不符合科学客观原则，实乃学术研究之大忌。

而考古人员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即便不是受相关利益驱使，也很容易为某些部门和机构所利用，成为地方利益的开墓先锋。后来发生的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当这处墓葬是否为曹操墓尚有争议之时，当地政府部门就不仅充当起考古科学的“裁判员”，而且马上打起了搞旅游经济的主意——无论是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规划建设遗址公园，都进入了急行军的轨道。期间还有专家学者出来跑龙套，为政府部门出谋献策，称这将让当地提前步入小康云云。据悉，当地已决定就地建设曹操高陵展厅，9月份将正式对外开放，票价初定60元。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学术和权力在联袂唱双簧，更增添了公众的疑虑和担忧。

实际上，公众舆论对曹操墓的质疑更多也就在于此。毕竟，墓葬是真是假，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也无从指手画脚。但是，正因为这样，就更该让学术的归之于学术，包括政府部门都不能随意侵入和干涉文物考古的专业性领域。遗憾的是，近年来考古领域一方面受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挤压，考古人员往往不得不跟在推土机后面抢救文物；另一方面，其功利化倾向也日趋严重，许多文物专家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利益代言人。在一些地方搞申遗活动或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这些专家学者的身影频频出现，要么为文物遗址乱作背书、涂脂抹粉，要么为旅游开发歌功颂德、奔走帮闲，失去了作为学者的独立判断和身份意识。

也因如此，曹操墓被质疑是学者和政府联合上演的一出戏，自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所以，眼下之计，考古工作者应当自觉地与地方利益作切割，埋首不闻窗外事，站在客观、专业的学术立场上，好好搞清楚这处墓葬的底细，给公众一个真正权威的科学结论。此外，抱有责任意识的专家学者以及公众舆论，也应打破砂锅问到底，穷追不舍，呼吁调查事实真相，不要给那些学术骗子有戏弄大众的机会。

如果事实证明曹操墓是假的，这将不仅是发生在考古界的“周老虎事件”，而且也将让整个学术界蒙羞，证明考古学界已被严重污染化、无耻化了。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可怕后果。

2010年8月26日

文/熊丙奇

来源：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158647370.html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中国青年报8月25日）

对于这一新闻，舆论很纠结。有人希望对其能破格到底，毕竟人才难得。也有人反对再对其进行所谓“破格”，因为这名同学，已经享有了复旦大学5%自主招生的录取优惠，仅需要达到当地一本线即被复旦录取，只能怪他的高考分数比一本线低6分——目前的自主招生就是这样的规定，陕西省坚持规定，是正确的。而且，正如陕西省招办所顾虑的，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在教育发展历史中，通过教授的坚持，就把某位学生录进大学，留下了诸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教育美谈，比如，当年数学、化学、物理、英语总共只有25分的钱伟长，却被清华大学录取，而且，物理只有5分的他，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让人见识了当时教授的声望，以及当时大学的公信力、办学活力。而且，这不是个例，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可为何现在，教授的坚持，却可能（甚至很多人相信）变为“条子生”、“关系户”的交易呢？

这是因为今天的大学，已不是那样的大学；今日的教授，也不是那时的教授。简单地说，那时的大学，已然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那时的教授，不受外界的影响，视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为生命，在教育与学术中，坚守的是教育标准与学术标准，而非利益标准——对于这样的教授，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与之对比，我国当前的大学，普遍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力量主导教育、学术管理与决策，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已然不再，更别提教授个体的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

在我国大学推进自主招生改革，也由此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从教育发展看，大学只有自主办学，才能使学校具有灵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语），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只能失魂落魄；而另一方面，把办学自主权交到没有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的办学者手中，人们担心，极有可能被乱用，教育的公平将失去保障。

在这种两难困境中，我国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选择了赋予高校有限自主权的方式，即高校先对学生进行自主招生测试，确定学生的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再参加统一高考，统一高考成绩必须达到规定的要求（一本线或者低于高校当地录取分数线10~20分），这种模式，似乎是兼顾公平和自主权的“理想模式”，然而，这种“理想模式”，导致的结果，却是伪自主招生，以及公众对其的普遍质疑。所谓伪自主招生，从孙见坤同学的录取结果可见一斑，高校并没有真正选择学生的权利；而公众之所以质疑，是由于获得有限自主权的高校，并没有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公众对高校的有限自主权，也不放心。

以笔者之间，有限授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将始终无法确立高校的公信力，也难让教育和学术获得足够的尊严。突破困境的途径，应是在赋予高校完整的办学自主权基础上，建立高校合理使用办学自主权的办学制度，以及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机制。

以自主招生改革而言，进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必须同步进行如下改革：其一，高校内部管理改革，建立独立于行政的教授委员会，由教授委员会之下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学校的招生事宜，招生标准、招生过程全部公开、透明。其二，学生自由选择高校改革，对于自主招生高校，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自由选择其中一所学校，这种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将促进大学竞争机制建立，受教育者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尊重。

如果这两方面改革无法推进，那么，我国大学将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也于是，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将会一直在“谈到人才时渴望改革，谈到公平时反对改革”的无休止争论中，贻误时机，而事实上，培养人才和教育公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实现这两者结合的，就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对此做出了规划，但客观上说，公众对推进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多大信心，因为这一改革，取决于政府部门是不是真正放权，学校的行政领导的权力是不是真正受制约，教授能否获得充分的自主权，学生是否拥有选择教育、评价教育的权利。目前，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不愿意放权，就如“招办的公章”因大学可能有腐败而找到存在的理由，那么，为何不去除招办的公章，去建立根本消除大学可能产生腐败的管理制度呢？

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奇才”

作者： 土豆大棚

据媒体报道，“国学奇才”孙见坤博览群书，却高考落榜，达不到复旦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只能屈就二类学府，8位教授联名上书陕西省招办求情，却被后者拒绝。一些人据此认为，招办食古不化，贻误“奇才”上进云云。

看到这里不禁想起另一个响当当的“奇才”——清末名臣左宗棠来，他虽然弱冠即中举，却始终未当过进士，后来建功立业，官居极品，却始终以不得“正途出身”耿耿于怀，甚至上书朝廷，要辞官去参加科举，最终朝廷给逼得没法，送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荣誉学位”安抚，即便如此，左宗棠终身都以没考上进士为憾。

憾归憾，名扬天下、权倾一时的左季高，却并没有强逼朝廷“破格”让他成为正式进士，朝廷也只安抚到“同进士出身”为止，并没真个让他做进士，因为进士是要考的。选拔人才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够因为个别人的特殊情况随便通融，否则制度就丧失了公平性、严肃性，或许这样做，可以破格获得一个“奇才”，但“格”的被破坏，却可能影响千万个“奇才”的上进之路，孰小孰大，不是明摆着的么？

从世袭制到察举制，从科举制到考试院，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机制演变，始终遵循着由近亲繁殖到兼收并蓄、由不公平不公开的小圈子选拔，到公平公开的考试定终身这一原则，民国时代“五权”之一的考试院体系，和当代历经坎坷的高考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趋势，借鉴了其中可取的精神。尽管“一考定终身”本身有不科学、待完善之处，也的确会令某些“奇才”抱憾终身，但至少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中国的高考曾人为中断10年，所谓“听群众意见”的“工农兵推荐制”，最终成为特权私相授受的翻版，人才选拔一旦丧失了公平的标尺，所得几何，所失又几何？从这点上看，陕西省招办何错之有？

从报道中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其实已经被“破格”，只是他的高考成绩甚至连“破格”线都没达到，而且身为“国学奇才”的他，居然连文科科目都没有达到比及格线还低的“破格”线，如果连这样的“格”也能破，岂不是想告诉天下人，“国学”是门可以让人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无用的学问？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曾说过“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前者的标准是“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后者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用时代的语言诠释，就是国学也要与时俱进，“奇才”更应关注国事民生，经世致用。历史上的“国学奇才”，大多并非纯粹关门做学问的人，而是有多方面的才能，广阔的眼界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如儒学宗师孔子精通六艺，娴熟外交和礼仪，在担任小司空和大司寇的短暂时间里，都做出不凡的政绩；奠定儒家“独尊”基础的董仲舒，靠著名的“白虎三对”起家，三次“面试”，所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话题，后来担任江都相也政绩不凡；校注四书的大学者杜预号称“武库”，在政治、军事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更是西晋统一战争的实际决策者；学识超卓的苏轼对于时务、国政有独特见解，在地方官任上更能造福一方；“拗相公”王安石锐意改革，虽然保守争议，但即便政敌也承认他的政治头脑和才能；明代开创儒学新局面的王守仁文武全才，不但安定西南功勋卓著，还是平定宸濠之乱的统帅；清代的儒学大师曾国藩同时也是湘军创始人、洋务派领袖之一；被认为“守旧”的“国学奇才”辜鸿铭其实学贯中西，精通时务，更是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的幕后推手之一；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非埋头故纸堆，一味读死书，而是有家国之忧，民族气节的学者，更始终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国学”，并非仅仅埋头读书，寻章摘句，而是博古通今，关心时务，与时俱进，有用于世，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媒体报道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的事迹，只限于读了几千部古书，且对其中内容较为熟悉，不能说这不是一项专长，但仅凭这一专长，对社会的助益是有限的，“国学”也绝不是拘泥典籍、不通人情时务的收藏品，如果说孙见坤的确是“国学奇才”，那么，经受一些多方面的阅历、包括挫折阅历，又有什么不好、不对的？

术业有专攻，高考虽然是一种有局限、有缺陷的选拔方法，但毕竟是一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标尺，有些人才虽然是“奇才”，但天生不适合这种考试选拔的方式，如大诗人李白，大文学家蒲松龄，前者始终失意，靠“特招”当官，最终被证明的确不适合从政；后者一再落榜，直到晚年才混上个近乎“成人高考文凭”的贡生，他们在考试上的一再失意，并不妨碍其在特定领域（诗人、文学家）上的辉煌成就。孙见坤如果只是想做古文献研究者，如果真如教授们所言，在自学期间就成绩斐然，大可以循着这条成功道路继续自学下去，依然可以向李白、蒲松龄、胡三省、万斯同这样的古代“奇才”靠拢；如果想通过高考，在新的、更经世致用的领域获得新的机会，那就应放下“奇才”的身段儿，踏踏实实地和其他人一起过高考这座桥——平心而论，一再扩招后，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独木桥”，并不是那么难过，更何况，有关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孙见坤“优待”，他的桥比别人要宽得多，就这还过不去，能赖谁呢？

高考是选拔人才“毛坯”的，说到底不是专为选拔“奇才”而设定的，孙见坤就算真是“国学奇才”，也不应在这个“广谱性”选拔机制面前，获得过多的优待——你是国学奇才，人家还是烹饪奇才、摇滚奇才、放牛奇才呢！

八位教授爱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拔苗助长、因一人而乱抡才大典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是因小失大、不顾全局的。如果真惜才，晚生后学有上中下三策，不妨一听：上策是上书教育部门，专设一门“国学奇才科”，专门选拔国学奇才，标准自定，毕业去向自理，如此则各考各的，标准明晰，互不相扰，皆大欢喜；中策是说服孙见坤端正心态，并在国学专业研究方面给予帮助，而不占用学校资源，不干扰正常高考选拔秩序；下策是帮孙见坤找几个好的辅导老师，认真复读，来年再考——就算总分再不济，至少文科和语文不能再不达标了吧？

百事中国西区副总裁、重庆百事天府总经理丛明在渝被拘

时代周报记者邓全伦 发自重庆  2010-08-26 04:22:55    第93期

约十天前，重庆百事天府饮料公司员工们收到了一封邮件：丛明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西区公司副总裁、重庆百事天府饮料公司总经理职务。

这封邮件犹如重磅炸弹，在百事天府公司员工中引起巨大反响。时代周报获悉，丛明并不是因健康问题而辞去现任职务，而是因受重庆希尔顿涉黑案牵连，在本月初被警方带走，已身陷囹圄。

“丛明涉嫌经济犯罪。”百事天府员工透露，当日，百事中国公司、重庆警方一行五、六人，已进驻百事天府开始查账。

对丛明在渝被拘一事，百事公司8月25日晚发表声明称，“目前，我们对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们将根据需要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受累希尔顿涉黑案

丛明，年龄在45岁左右，天津人氏。他曾担任广州百事佛山分公司法人代表。2003年12月，他从广州百事调任重庆百事天府，截止出事前一直担任总经理职务，并同时出任百事中国西区副总裁。

知情人士称，丛明从销售员成长起来，被喻为百事可乐在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本土化高管。

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了丛明落马的细节——“他受累于重庆希尔顿酒店涉黑案”。6月20日，重庆涉外五星级酒店希尔顿因涉黑涉黄被查。6月23日，该酒店老板重庆庆隆屋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治民，以及涉黑团伙成员46人，同时被警方执行逮捕。

重庆警方发布的消息称，彭治民团伙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损毁财物、高利转贷罪、滥伐林木罪、非法占用农用田罪、行贿罪等13宗罪。

重庆华宇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钻石王朝俱乐部老板曾智强，是该涉黑团伙的主要成员。“这次丛明被抓，就因曾智强落马而牵连出来，”知情人士称。

百事天府内部人士证实，丛明在重庆上任以来，百事天府每年有超过数百万元的广告由重庆华宇广告公司代理，该公司一直派员驻扎在百事天府。

据百事天府内部人士透露，丛明涉嫌经济犯罪，“一个是与华宇公司的广告业务往来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另一个可能是因为百事天府在渝北农业园建新厂，在购置100亩土地过程中涉嫌犯罪。”

知情者说，8月23日，百事天府市场部几名员工已被警方传唤，接受配合调查。

“他最大的爱好是赌博。”接近丛明的一位知情者称，丛明在重庆高档别墅区“常青藤”拥有一套豪华别墅，“就是2007年百事天府在渝北购置新厂房时期买的，据说他自己只出资了30万元”。

百事天府一名不愿具名的员工称，丛明8月初到外地出差，其专职司机按照预定时间到机场接他，但不见其踪影。丛明自此也从未在厂区现身过。丛明“失踪”后，由徐正军代理其职务。徐曾任百事天府销售总监，后辞职离开，这次是重返百事天府。

“上周三，我们就确认丛明出事了，已被重庆警方带走了。”百事天府多名员工向时代周报称，目前关押在渝北区看守所。

丛明也许早就预感会出事。今年5月就有网帖曝料称，丛明竟到深圳一家国内行业领先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面试高管，参加战略发展会议，并将百事内部资料拿出来分析点评。

“对职工太苛刻”

2003年丛明在重庆上任当日，就面对老对手可口可乐的竞争压力——当天，可口可乐亚太地区最大的商标及经营授权企业香港嘉里饮料公司，宣布在渝投资1100万美元，建立独资瓶装饮料厂。

当天，丛明便召集手下研究百事可乐的春节促销计划。如何保住百事可乐在重庆81％的市场占有率，是他这位新任老总最大的考验。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目前百事可乐在重庆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在70%左右。

2009年，百事天府在重庆渝北建成投产百事全球最大绿色工厂。这家工厂占地6万平方米，拥有4条碳酸饮料生产线。丛明接受重庆媒体采访时意气风发地透露，今年底还将追加二期投资，开建非碳酸饮料生产车间，“届时，纯果乐果缤纷果汁、草本乐饮料等都将直接实现本地造”。

知情者表示，丛明处事稳重，市场开拓能力强，百事可乐在重庆的销售业绩不错。“百事可乐在重庆的火爆有特定环境，2001年因四川百事中资代表带头反对浓缩液涨价，双方对簿公堂，并最终导致四川百事全面停产。”该知情者称，重庆百事天府生产的百事可乐饮料量越大，从百事公司采购的浓缩液越多。

“他（丛明）和百事中国公司签订有浓缩液承包合同，”百事天府一名员工向时代周报记者说，曾有人做过不完全测算，因百事公司浓缩液销售得好，每一天流进丛明腰包的奖励就高达3000元。

因此，丛明很受百事公司上层的赏识。他调任重庆百事天府总经理的同时，出任了百事中国西区副总裁。百事中国西区负责管理重庆、兰州、西安、昆明等地区的百事可乐灌装厂。

但在员工看来，丛明因对职工太苛刻，他的口碑一直很差。“他一上任，就开始削减我们的福利待遇，包括交通费、劳保福利等。”百事天府员工称，目前公司大部分一线员工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200元左右，“在重庆所有合资公司中可以说是最低的”。

而引起大量职工不满的，还有超时工作。百事天府许多员工抱怨说，“每天工作12小时，其中4小时为加班时间，每小时加班费为10元，但公司经常拖欠，很难领到。”

交恶天府可乐

百事天府员工许多来自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在这些员工看来，就是丛明让被誉为“一代名饮”的天府可乐陷入了漫长的噩梦。

天府可乐与百事的恩怨情仇，源自两者的跨国联姻。诞生于1981年的天府可乐配方，由天府可乐集团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共同研制成功。1985年天府可乐被国务院定为国宴饮料，被誉为“一代名饮”。

“我们曾在全国拥有108家装瓶分厂，合资之前8年，累计税利达到6000万元，占有中国可乐市场75%份额。”回忆起天府可乐发展鼎盛时期，天府可乐元老李培全自豪不已。

1994年1月，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以4∶6的股比宣告联姻。双方在合资合同中，首先明确了建立合资企业的目的是发展天府牌系列饮料。同时表示，以后根据市场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生产部分百事品牌饮料，但天府可乐所占份额不低于50%。

结果并非如此。丛明上任重庆以来，利用百事控股权和经营权，从广告到销售，全力推广百事品牌饮料。

“整个过程步步为营，2006年天府可乐终于全面停产，目前已彻底退出市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总经理钱黄说，当年，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天府集团将手里的股份作价1.3亿元卖给百事。天府集团以品牌消亡、市场尽失、资产归零为代价，换来了账面上的零负债。

双方自此交恶。2009年10月，天府可乐以“长期非法占有技术秘密，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将百事公司告上了法庭，天府公司提出了索赔100万元的诉讼请求。

钱黄称，天府可乐起诉百事公司侵占其商业秘密一案，8月31日将在重庆五中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中，天府要求百事立即归还天府所有的“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的技术档案，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目前，天府可乐已经向法庭提交了数十份证据。

“天府可乐的配方及生产工艺的技术秘密、技术档案，完全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所有，完全属于中国的国有资产。要求归还配方及生产工艺的技术档案，只是我公司整体追讨司法程序的第一步。”钱黄表示。

天府可乐下一步将对百事提起系列诉讼，包括索回“天府”商标权、起诉百事违背当年向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违背合资协议约定、违背政府机关行政许可的生产范围等事宜。

“曹操墓”石碑文字献疑

丁启阵

在地震、矿难、大干旱、洪水、泥石流、外来坠机、异国人质、空难连绵不断的季节里，曹操墓的真假之争，多少有些分散、排遣国人郁闷悲伤心情的功用。不争白不争，白争我也争——尽管曾有来自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多位考古学家宣布，研究文史的人不具备参与讨论曹操墓真假的资格。

刻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碑，无疑是河南省文物部门和一众考古学家认定安阳曹操墓的重要证据。质疑一方继“常所用”不合古代汉语语法、字体太现代化等论据之后，最近又有人声称掌握了有关部门和专家造假的铁证，可以证明这石碑是近二十年内新刻出来的。

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呢？我个人是倾向于质疑者一边的。

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林奎成先生，注意到了石碑中“魏武王”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从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的十个月间，世人对曹操严格的称呼是“武王”。任何史书都没有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在礼制森严的封建社会，曹操墓中出现的“魏武王”的提法不能成立。

但是，林先生似乎没有说明，按照封建社会的制度或者惯例，随葬的石碑中应该怎么称呼曹操。我这里自告奋勇，替他作一点补充：

如果石碑刻于曹丕称帝前，应该是“魏王”，也可以是“武王”；但如果石碑刻于曹丕称帝之后，应该是“太祖武皇帝”，或“武帝”，或“魏武帝”，或“太祖”。

相比之下，诸种称谓，“太祖武皇帝”的可能性最大，“武帝”次之，“魏武帝”、“太祖”再次之，“魏王”、“武王”的可能性最小。倘若曹操初葬于曹丕称帝之前，曹丕称帝之后，因为墓主“级别”不同了，按照生死哀荣的礼制，一定会按照最高级别重葬。庄重场合，惯例是用尊号全称，即“太祖武皇帝”。根据曹家的诗人做派，简称“武帝”也是有可能的。“魏武王”，应该是不了解封建礼制者自我作古“创造”的杂糅体称谓——假造文物，完全有可能。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曹操，除了指名道姓的“曹操”“孟德”“曹公”之类外，还有如下一些称谓：

一、先帝。

曹丕《毁高陵祭殿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

曹植《怀亲赋》：齐阳南泽，有先帝故营。遂停马住驾，造斯赋焉。

二、皇帝。

      曹丕《武帝哀策文》：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三、上。

      曹丕《典论·自叙》：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

四、武帝。

曹植有《武帝诔》。

五、太祖。

      张华：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博物考》）

陈寿《武帝纪评》：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

六、魏武帝。

袁瓌《上书请建国学》：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

沈约：《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宋书·乐志》）

吴兢：右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乐府古题要解》，多处）

吴曾《倒行逆施》：魏武帝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

敖陶孙：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

谢榛：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实，不可泥于诗法论之。（《四溟诗话》，多处）

王世贞：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艺苑卮言》，多处）

七、魏武。

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魏武称作敕戒，常指事而语，勿得依违。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

房玄龄等：（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晋书·王敦传》）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经眼文献中的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这些称谓中，“先帝”是缅怀抒情用语，“皇帝”是通名，“上”是口语词，“太祖”是史书用语，“魏武帝”是后世人为避免跟别的朝代皇帝混淆的称谓，“魏武”是“魏武帝”的简称。剩下“武帝”，比较符合称呼死者取最高级别名的礼制和惯例。

最后，我来讲一个多年前报纸上看来的故事：近代四川军阀部队中有个勤务兵，耿直，急性子，在长官跟他人谈话时，经常忍不住插话。惹毛了长官，长官发话：“下次再乱插话，老子枪毙了你！”不久之后的一天，长官跟他的朋友闲聊间起了争执，关于世上植物的叶子，一个说桑树叶最大，一个说梧桐树叶最大。各不相让，互不示弱。这时，只见站在一旁脸色憋得通红的勤务兵，突然拍着胸脯说道：“枪毙就枪毙，芭蕉叶最大！”本人主要研究语言学和文学，对历史只有一知半解的水平，对考古学则是一窍不通，有的只是那个勤务兵式的耿直和急性子，说得不对，请考古学专家、权威们一笑了之，不必动怒！

                                                        2010-8-26

作者：朱方清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03ba30100l8bd.html

信息时报8月27日报道   8月23日，香港游客在菲律宾被枪手血腥枪杀，事件过去四日，悲伤、愤怒依然充斥着港人的心。但日前，香港影星成龙在twitter上发表言论称“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获得了菲律宾官方的赞许，但招来大批网友的骂声。此举被指有向菲律宾伸出“友谊之手”、力撑菲宾律警察之嫌，网上刮起了一股抵制“成龙”风。

前日，成龙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发表英文微博称：“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他接着说，“如果警方一开始就击毙挟持者，人们会说，怎么不先谈判？但如果警方先谈判，人们又会问，怎么不早些杀了挟持者？令人难过。”而他的言论也立刻获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的赞许，陈在前日的记者会上说：“谢谢你，成龙。我们希望香港的民众也能像你一样，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

成龙的言论随即在网络上疯传。虽然成龙这个“亲善大使”获得菲律宾政府的谢意，但是却使港人愤怒之极，并惹来了大量网友对他的责骂。“他以为他是特首？”、“大鼻子想让自己在香港也被搞臭？”“慷他人之慨的人最讨厌了”、“他就是虚伪”，还有网友提出要他向受害人家属道歉。成龙的言论激起香港民愤，社交网站facebook随即有“成龙指菲警迟救人没错？成龙你不代表我”群组成立，短短数小时已逾1000人加入。各讨论区也有成龙言论的专题，对成龙扮“代表”极不满，指他没有资格代表香港人。在微博上，有网友甚至发起抵制购买成龙代言商品的行动。短短一日，已经有上百名网友跟帖参与。

而有香港金牌编剧之称的萧若元指出成龙这3句话中的最大错处是，他没有为遇害者哀悼，没有谴责菲律宾警方无能，他的说话是想平衡一件事，但他根本不了解情况。香港艺人协会会长曾志伟则表示：报章上看到成龙用英文发表，就知道不是他本人写上去，可能是身边的人帮手，但他觉得成龙的处理手法不好，成龙不在港，没有看到当时的电视画面，根本无法理解大家的心情和感受，也不可能代表香港人！问他认为成龙是否需要向全港巿民交代？曾志伟说：有需要，成龙是应该向公众交代！曾志伟更直言，成龙每次都错！这次特别错！每次都词不达意，以后成龙要发言，一定要先咨询大家！

成龙陷入“挺菲门”危机，针对他的质疑可谓众口一词，呈现一边倒的趋势。那么他为何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港人悲痛的时刻爆出如此雷语，难道他没有考虑这样的后果吗？或许成龙集团台北分公司经理李慧 良的一句话能够代表成龙的“初衷”，李慧良代为强调，成龙只是实践他那句“世界和平”，他忠于信念，主动呼吁，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

主张世界和平，提倡大同博爱，抵制岐视仇恨，这些当然是没错的。但是这一切必须基于任何一个个体或群落生命权益与尊严得到充分尊重、平等和保障之上。当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无辜野蛮枪杀，当一场血腥事件不仅充满种种悬疑而且被冷漠对待，人们就有理由在寄予悲伤同情的同时，向那些悲剧的制造者发出谴责与抗争。这正是世界和平架构内的通行法则和必然途径，离开这些，所谓公平、博爱无从谈起，岐视与仇恨反会大行其道。

尤其令人回味的是，面对中国政府与香港方面对事件正常的关切与诉求，菲方的反应平平；相形之下，对于成龙的“力挺”却如获至宝，菲总统府第一时间对成龙个人表示“谢谢”，并“希望香港的民众也能像你一样，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这不是混淆视听且有意大事化小的推脱之辞吗？无论按照国际惯例，还是依据人之常情，很显然，在此事件中成龙根本没有资格代表香港，他更无权站在“世界的高度”发表宏论，那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事。

如此看来，成龙并非具有什么“和平信念”，他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只会伤害香港人的感情，尤其对那些受害者的亲属显得更是残忍。同时他的高调很可能被有些方面所恶意利用，给事件最终处理平添干扰，留下不良的阴影。所以他必须为已经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的言论负责，尽早出来道歉，至少得有个合理的解释交待，以渡过这场舆论危机，赢得人们的谅解。如果他采取内地某些艺人拒不认错的手法硬撑，只怕要使事件更趋复杂，最终更难收场。须知，这次事件不具任何娱乐性质，岂容不严肃理性对待。

作者：闫沛东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76c83d0100k3o2.html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部门会同安阳市政府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出土的陵墓即曹操高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各位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更是各执已见，众说纷纭！半年过去了，有关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所谓“曹操高陵”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尤其是今年河南安阳西高穴一号墓挖掘结果，使所谓“曹操高陵”二号墓更显露出证据不足，出土文物纯属造假！“曹操墓”纯属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某些所谓权威专家学者沽名钓誉，被社会上别有用心的文物贩子利用，演绎出的一场自欺欺人，欲盖弥彰的丑闻。

仅就作者知情的一些内幕真相披露于世，尽快结束这场因学术霸权和腐败官员相勾结制造的轰动海内外的闹剧。

一、利欲熏心，无中生有，鲁潜墓志石牌显系伪铭，却埋下“曹操墓”造假的巨大隐患。

《鲁潜墓志》记载：赵建武十一年，太岁乙已，十一月丁卯朔，故太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月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似乎专为寻找曹操高陵而虚构的，墓志应在墓内发现，鲁潜墓志却埋在乱土中，且墓志不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专门指明距离魏武帝陵多远，更奇怪的是墓志竟强调该墓位置在何处，亘古未有如此给后人指点迷津的墓志！后赵石虎摄政称赵天王，公元334年改元建武，距离曹操去世时已经一百二十五年，后赵石虎于公元335年迁都邺城，穷奢极欲、残绝人寰，为满足奢糜生活需要，下令发掘后赵境内的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墓，曹操墓首当其冲。鲁潜墓志是真，所指曹操陵墓方位也必定是假，有可能是后人为保护曹操陵寝迷惑后赵挖坟掘墓的伎俩，误人至今。所谓后“赵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文字内容显系杜撰，鲁潜墓地本是子虚无有，其目的是抬升假石牌价格，阴差阳错，造假石牌身价百倍，假石牌竟被地方无知的考古专家，写作了一篇货真价实的论文，石破天惊！1998年龙振山发表在《华夏考古》上的文章引发考古专家对曹操高陵关注，纷纷猜测千古之谜曹操墓所在位置，本来欲抛向市场，准备换二、三百元钱的假石牌，竟因一篇论文炒成了奇货可居的重要文物，被有关部门精心收藏起来，能否发现曹操高陵成为研究所谓“鲁潜墓志”铭牌者的心病，而出土假石牌的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土地成了考古专家、盗墓贼寻宝的热土，一块假石牌竟能炒成身价百倍的文物，巨大的诱惑致使当地村民利欲熏心，“魏武王”石牌造假顺理成章了。

二、精心策划，一拍即合，无名大墓竟成曹操高陵。

“发现”鲁潜墓志的人是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民徐玉超，在村里经营粘土砖窑场，2005年国家颁布了耕地保护政策，徐玉超的砖窑被勒令停工了，而根据鲁潜墓志的指向，这片遍布荒坟野冢的土地就是另一位村民徐镇海开砖窑取土的地方。

因为从1998年开始，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这座大墓就被当地文物贩子造假埋了不少“好东西”，让外地人上当受骗，诈取钱财，俗称“埋地雷”。

徐玉超为人精明，富有想象力，他曾送给龙振山一块墓砖，“砖长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素面磨光和同时代砖不同，”龙振山津津乐道地说民间用砖呈淡黄色的泥土色，而且有网眼花纹，而徐玉超送他的砖颜色发青，规格比民用砖大一倍多！其实，这块砖是是徐玉超用尿和泥，特别烧制的，龙振山竟精心收藏，奉若至宝。

于是，2005年除夕之夜，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大墓被人用炸药炸开了，大规模曹操墓造假拉开了帷幕。

墓穴第一次被炸开后，河南安阳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接到西高穴村民举报，便找到河南省文物队队长潘伟斌，当时潘伟斌正在南水北调工地上考古。

潘伟斌在西高穴村主任徐焕朝指引下，亲自进了墓穴，当时潘伟斌只判断这是一个王侯级的大墓，墓穴内空空如也，潘伟斌建议回填洞口。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密谋策划后，2007年12月底西高穴大墓鬼影瞳瞳，一起苦心设计的盗墓大案发生了，附近村中最老实憨厚的村民竟组织起了十二个人参与盗墓，据称他们挖出了重约二三百斤的石牌，安丰乡派出所顺利地抓获了这伙盗墓贼，犯罪嫌疑人主动上缴了这块“画像石”石牌！龙振山家中有画像石拓片，类似《水陆攻战图》，这幅画像石竟被鉴定为曹操墓重要证据之一。2008年9月，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副所长张燕平又接到举报，这次是6人团伙盗墓，他们赶到时，两个望风的立即跑了，据张燕平介绍，短短两年内，他们共抓获了5批盗墓贼，共38人，这次缴获的写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竟成了确认曹操墓重大证据！马未都先生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判定此墓为曹操陵墓两件最为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一个屡屡被盗的墓，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失控，有那么多人进去过，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今日社会之复杂远超专家们想象。但我不是说这个墓就一定造假，只是担忧被造假者利用。”果然，正如马老所言，曹操墓造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沽名钓誉，巧立名目，无名大墓变身曹操高陵。

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大墓从2004年底开始曾多次被盗，直到2008年12月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后发现，该墓平面为甲字型，坐西向东，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墓道双室砖券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墓室清理中，发现有三个人头盖骨、肢骨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其中男性年龄约60岁左右，一个女性年龄约40岁左右，另一个女性年龄约20岁左右，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质地，其中散落大量画像石残块，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画像石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咸阳令”、“纪梁”、“侍郎”等文字，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这座大墓年代初步确定为东汉晚期大墓。

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时许，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发布：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出一座东汉大墓。随后安阳方面向有关媒体透露：他们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了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这座大墓是疑似魏武帝曹操高陵！两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座东汉大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曹操高陵，引起了社会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随后，河南省文物部门紧急召开考古发掘说明会，组织河南省安阳市政府邀请的部分专家学者回应各方质疑，解释说，曾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铭文，证明墓主是魏武王曹操。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考古学家梁满仓、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等陈述了对大墓考古认定的六大证据。

经科学论证，六大证据自相矛盾，其确认“曹操墓”的学说不攻自破。深入研究发现，该墓基本排除了是“曹操墓”的可能性。

（一）、墓葬的年代其依据是该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的证据，想当然地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综合各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遗迹、墓葬，也对地上遗迹进行勘测和调查发现，曹魏墓葬在形制结构方面，保持了东汉末期特点，为斜坡墓道、甬道、耳室和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曹魏墓为多室砖墓和画像石墓，大型墓由石灰板岩支砌的多室墓，左右椁和棺室已结合为一体，由夫妇合葬变为家族多人合葬，这时葬具用木棺，并开始流行将尸体陈放在尸床上的无棺葬。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魏晋时期官序又以左为尊，而墓葬的排列仍以右为上，可见葬制仍沿袭汉制。墓内有碑式墓志，并出土贵重金饰等奢侈品，这完全否定了魏武以来不准以金银和奢侈品随葬、号召薄葬的骗人鬼话。据《晋书·礼记》卷二十，第633页记载：“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

古代墓葬前置石刻装饰，亦属陵园制度之一，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可见，曹操陵墓规模宏大，若该墓墓砖都是特制更大型号的，“薄葬”之说更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的谎言！

(二)、墓葬的规模宏大，是王侯级墓葬，与曹操身份相符之说风马牛不相及，纯属牵强附会。

“汉魏大墓”随葬品有画像石文字如“咸阳令”、“纪梁”、“侍郎”等内容，跟曹操生平所任职务及事迹完全不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魏晋南北朝更是“五胡乱华”，邺下称王称帝者不计其数，且遗骨年龄与曹操相差六岁，怎能必是曹操无疑？显然，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太少，迷信于曹操显灵，急功近利所致，人云亦云！
（三）、墓葬符合《终制》之说是伪科学，研究曹操墓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陵寝的起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创始期则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代，确定期定为东汉。根据已发现和发掘的陵墓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归纳出曹魏时期陵墓埋葬制度，具有显著特点。其中，选择墓地十分讲究风水之说。这反映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择墓地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决定的，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对于营葬的处理也有严格的界限。风水即古代的“堪舆”之术，其中“望气”之说，也即此术。“风水”实质上就是选择有恰当地形的葬地。综合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前后多代的“风水”，可知曹操陵墓必依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选择开阔的平原上风上水的“山冲”之地。因高为基，在堪舆学上特指开阔平原上凸起的山丘，不封不树，并不代表当时曹操陵墓没有任何地面标志，即然曹操陵寝上建有祭殿，甚至唐太宗李世民曾拜谒过魏武帝曹操陵并留下祭文，充分说明，曹操陵墓绝非无迹可寻的无名坟冢。另外，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认定曹操陵更是站不住脚。墓碑大多数树于地上，墓志则埋于地下，墓志起源于西汉，到东汉时期发展的较为成熟，早期的墓志，仅仅记载死者姓名、藉贯、年龄、身份和生卒年月以及埋葬的时间、地点，后来陆续有生平事略和颂词铭文。这些墓志放在墓内，发现时往往被误认为石板或石案，而不知为墓志。实际上放在墓中的有死者传记的石刻（或砖刻），包括志和铭两部分皆称为志。志指专门埋下坟墓内者，有人称墓志为碑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但禁碑之后，并未完全禁绝墓志，且随葬品也并未减少，陵墓前石兽、碑表依然存在。河南安阳西高穴墓中的画像石其中的“咸阳令”、“纪梁”、“侍郎”、“七女复仇”等文字内容其实就是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志”，跟曹操没有任何关系！

（四）、位置与文献相符之说，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的祠西原上为寿陵，而西高穴大墓正在西门豹祠西。二十一世纪，科学文物学已彻底刷新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仅靠文献记载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引经据典的腐儒学风早被田野考古学所取而代之。另外，陈寿一生历仕蜀汉和西晋两朝、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陈寿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三国志》虽名为志，其实既无志也无表，《三国志·魏书》依据的材料是王沈的《魏书》及鱼豢私撰的《魏略》，难免以讹传讹，“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故确定曹操墓引用《三国志》之史料，是靠不住的，必须深入实地认真考察，科学论证。再者，西门祠并非曹操墓的参照物，曹操墓唯一的考古科学文献应该是曹魏时期陵寝制度的研究成果，道听途说的野史轶闻、托名后世的伪书只会将曹操墓的科学探索引入歧途，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所谓称谓相符之说更是荒谬绝伦。曹丕篡汉，始封曹操为魏武帝，曹操薨于汉献帝延康元年正月，黄初元年曹丕称帝建魏，曹操生前封魏王是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册封的汉朝魏王，决非曹操食邑封国魏国之藩国魏王，入葬时岂能自降封号？更何况曹操是汉丞相，生前未曾称帝，”魏武王“曹操的称谓既不符合史实，又不符合逻辑，曹操谥号”“魏武帝”，在史学界，文化界从来一直以魏武帝曹操著称，未曾称呼曹操为“魏武王”，此“魏武王”决非曹操，其称谓是难圆其说的。

（六）、铭牌做为认定曹操墓的直接证据简直荒唐可笑。据说发掘出土的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共有七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前前室。据曹魏墓葬研究成果显示，洛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多室砖墓，前室设斗帐，帐构有铭文，帐前放日用器物。考古实物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发现于墓的前室与帝王陵寝殉葬随身稀世兵器之置放位置史实不符，如果格虎大戟确系曹操殉葬之宝，必定做工精细、造型华美、刃薄而锋利，削铁如泥，稀世罕见，且以错金工艺刻有铭文“汉丞相操自作用格虎大戟”（事实应为“青罡剑”）字迹，“常所用”是现代语法，故所谓“铭牌”实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造假伎俩，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出土物均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器圭和璧等礼器，竟为石质，可见墓主人身份与魏王曹操身份悬殊太大。曹操陵寝之上依东汉陵制，立陵上祭殿，墓内必然随葬物品与身为大汉丞相、魏王身份的曹公身份相称，绝不会殉葬做工粗糙的素面陶器，礼器非金即铜，圭和璧在汉代皆用名贵玉石精雕细琢，在东汉以孝道名世的魏王曹丕礼葬王侯级别的父王时，绝不可能使用石质礼器，与礼不合，也不合情理，仅依此标榜曹操“薄葬”，且言辞凿凿，引用曹植所述“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真是不伦不类，不足为凭！

曹操高陵真的确认无疑吗？“新华观点”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刘庆柱表示，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的确是认定曹操高陵的重要证据。2009年12月17日，他曾到过发掘现场，发掘单位把地图等相关资料给他看，考古发掘现场只看到几块画像石残块，当时没有石牌，他说“新闻发布会上会布确认曹操高陵的六大理由，基本上是根据考古发掘队和专家组思路总结的。”“曹操墓”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考古依据和可靠证据。刘庆柱声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明确表示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给个名目怎么申报？怎么保护？”于是，巧立名目，无名的汉代大墓摇身一变竟成为曹操高陵，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急于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会专家学者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所谓“曹操高陵”被发现了，学术问题成了社会问题，“曹操墓”成了又一个版本的“周老虎”事件，引起海内外关注！

    四、越俎代庖，为虎傅翼，八大专家欺世盗名惹争议。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认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下结论为时尚早，六大证据是推断出来的。结论令人生疑，收藏界名流马未都先生发表博文，对“证据”真实性表示担心，这些质疑加大了公众对“曹操墓”的关注，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团一行12人赶赴安阳考察这座备受争议的大墓，考古所所长王巍亲自带队，两位副所长白云翔和陈星灿参加了考察。然而，仅隔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晓的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赫然在目，如此急不可待地认定曹操墓为严肃的学术界抹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天，在中国社科院“聚焦曹魏高陵”考古论坛上，社科院七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力挺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河南考古队长潘伟斌也介绍了他们断定该墓为曹操墓的九大证据，却没有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在总结时表示，西高穴大墓是否曹操墓，目前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初步断定该墓为曹操墓，今后，还会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不断检测这一初步结论是否正确”。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莫衷一是的论证，助长了河南安阳进一步利用汉代大墓炒作成曹操墓的嚣张气焰，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说，目前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社掀起了“三国热”，都想为曹操墓开设新的旅游项目。安阳市正在研究规划，在曹操墓考古工作完成后，可能会在原址上建遗址公园，河南媒体大造舆论声势，宣扬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得到全国考古界的认可！安阳市开始圈地拨款，有人甚至计算出这一考古新发现能给当地带来4个亿的财政收入，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争议掺杂了地方利益，学术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成了专家是否诚信的“政治化”社会问题。

在利益驱动下，安阳市把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尽管安阳市市长助理陈中武否认曹操墓是利益驱动下的商业炒作，说河南安阳对考古现场初步划定的2.5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是保护范围，与开发无关，更不存在圈地现象，着手规划建设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也是为了更好保护重要文化遗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信誓旦旦地表白，没有拿安阳一分钱，他透露“之所以要认定这个墓的性质，是因为要保护一个名分，在我国，只有申报了各级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各级财政才能拿钱出来”，学术的纯洁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同时，公众的参与，曹操墓竟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五、混淆视听，故弄玄虚。普通玉珠竟吹嘘成价值连城的传世之宝。

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墓区，一南一北并排两座大墓，被炒作成“曹操墓”的为主墓，也称2号墓，次墓即1号墓，可2号墓远比1号墓大，发掘难度小，故河南安阳重点开发2号墓，而1号墓未等挖掘，就急于宣布发现“曹操墓”信息，暴露出河南安阳急于求成，迫不及待的浮躁心理。因“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8件圭形石牌在新闻发布会后引起广泛质疑，河南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是在出土的珠玉器物上大作文章，将普通玉珠炒作成墓主人神秘的口含宝物，“曹操墓”造假可谓费尽心机，不择手段！

直至2010年6月12日，入选“2009年六大考古发现”的所谓“曹操墓”似乎远未挖掘完毕，发掘“2号墓”的直播现场，一会时间便发掘出两颗珠子，半块石牌，对于辨别“曹操墓”真伪至关重要的1号墓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文物，进一步证明所有认定“曹操墓”的依据是根本靠不住的，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认定在程序上也存在违法现象，国家文物局未曾正式对考古成果正式组织论证，仅凭一位具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资质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没有任何文物行政部门依法通过听证会便向社会公告“发现曹操墓”，从《文物保护法》角度讲，“曹操墓”造假是隐瞒事实真相，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严重违法行为！

尽管专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证，曹操墓仍不能盖棺论定，其重要原因有三：其一，曹操墓是帝王陵寝，之所以成千古之谜，根本原因在于曹操父子机关算尽，选择了上吉之地瞒天过海、设置疑冢，帝王陵寝事关国运帝祚，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是弥天大谎，一方面标榜自己开薄葬之先河，一方面暗中开凿了隐秘的陵寝，其地宫之规模宏大，殉葬之奇珍异宝必然符合王侯礼制，在上风上水的风水宝地选择“龙穴”，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其二，河南安阳西高穴墓一号墓尚未发掘，“曹操墓”的新证据本身留有悬念，学术界的质疑之声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对“周老虎事件”心存余悸，根据目前的证据，其实根本不能确认曹操墓，但河南方面骑虎难下，急于弄假成真，开发“曹操墓”每年能带来4个多亿的经济效益毕竟太诱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国家文物局某位领导急于认定“曹操墓”不等一号墓发掘，便大张旗鼓地发布“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是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确有沽名钓誉的嫌疑。

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年代里，学术腐败与地方利益相结合，强权完全可以凌架于学者良心之上，为所欲为，疯狂造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正义缺失，社会良知缺乏话语权，历史真相何存？学术尊严安在？中华传统文明必然断层，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何日才能实现？

一谈到租房和买房，我首先想说明一点，作为一个涌向城市的农村人，买房是绝对不可能的。租房也是暂时的，只有把房价和房子搬到老家才是最现实的。

关于房子的问题，我只想说说一个打工族的看法，我记得，第一次打包所有的梦想和行李物品，来到一个陌生而有向往的城市，好比梦里的地方现实里第一次走了一回。刚到昆明这个鬼地方的时候，喝点水要钱，上个厕所要钱，干啥都要钱，我才第一次知道现实生活中离不开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刀’。七八个同事一起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里，房租都要200几，我发誓我不买房，最起码我连房子都租不起，在城市里没有咱们的地。只有买房然后租房日子也许会好过点，我为此奋斗着……

我把辛辛苦苦一个月工资的30%交给房租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愿望，我想努力赚钱买房，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不为房租发愁，也不用为生活的居住犯难，可是一个外乡人，想要在一个大城市买房真的好难，宋思明不是我，看着如日中天房地产公司，步步攀升的房价，仅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平方米，足以让我在老家买几条牛了，总之，我是关注这些数字与价格上升，比股票还要伤人，每每听到和说起房价的事，我是第一个说自己的看法，就四个字：梦都碎了。

房价的上涨使我代表的无数城市人和农村人希望与梦想破碎。我打工10来年，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兑换微薄的工资，透支了体力，还要为房子的问题伤脑力，我彻底服了。本想把自己美丽的梦编织成一个大花篮牢牢的套在城市的最中央，成为周星弛电影里的包租公，这样我还可以回收那些失去的自尊和治疗隐隐作痛的伤。

游走于各大楼市开盘现场，没有一套房子适合我居住，也没有一套房子是我这个无为青年可以追逐的空间。我那低廉的劳动换不来几万一平米的房子，也跟几千一平米的房子沾不上边，买个卫生间都困难，一直租房都现在，房租越来越贵，房价越来越涨的猛，比催肥剂养猪还要暴利，比幼儿吃奶粉还要成熟的房地产生意，还有那些霸王洗发水添加致癌物质的媒体，以及挟尸要价的房老板，修了一座座“曹操墓”，把长江大学的宣传部长李玉泉请来做代言的“打捞公司”和个人，把一个个说相声的“郭德纲”捧得极红，追随李一道长的炒房人，学张悟本的养生专家都是给了我太多的勇气，牵着我的治安工具-狗，用所有人都知道的传播工具对所有蒙面的黑衣夜贼大吼：谈到买房，我想跳楼。

不是我想不通，是惯用强盗和流氓口气的山贼把我所有的口粮都抢了去，假如遇到一些梁上的好汉和官员，也许可以拯救我痴心妄想的房子梦，因为我知道，想要买套房子真的好难，思念的痛苦把我纠缠，买房子的事到如今没有答案，天高的房价把我牵绊，站在租房与买房的两端，我只好一刀两断，当我唱完了这首歌，我是真的疯了。去了精神病院人家不收，建议我去救助站，去了把我遣送回了老家，最后感谢政府和国家，我可以在老家用网友给的砖和自尊修起了一个梦，它不是高楼大厦，但是是我一直想拥有而曾经又买不起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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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中堂

       二00九年十二月下旬，河南省文物部门会同安阳市政府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出土了曹操陵墓即高陵。这个消息一经发布，顿时引起了很大震动。随之，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相继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曹操墓葬为千古之谜，历朝历代无数专家学者为之穷经搜典、踏勘访查，吃尽千辛万苦，但都未能解开曹操墓在哪里这个千古之谜。今天，河南方面一经公布曹操陵墓现身安阳县西高穴村，自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惊喜。笔者作为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多年来结合古邺文化的研究，也对曹操及曹操墓葬之所做了一番研究，为解开曹操墓之谜颇费了一番心血，但都没有得出结果。今天听到曹操陵墓现身安阳的消息，心中自是万分惊喜。但惊喜之余，静下心来对河南方面宣布的从该墓葬中出土的相关物品，细细品味及精心推敲和分析，发现其中有不少疑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墓中出土“珍珠”“玛瑙”等随葬物品，有悖曹操生前崇尚节俭的品性及临终《遗令》

       曹操做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叱咤风云，气吞云天的一代枭雄，平生却十分崇尚节俭，倡导“厚养薄葬”。他生前虽身为汉丞相，后又进爵魏公、魏王，但平素生活却非常节俭，有史料载，他生前十年用一套被褥，甚至有的褥子破了，打上补丁照常用；他使用的家具都用黑色油漆涂抹，不求华丽：他还下令府中上下人等在衣着上要朴素大方，严禁奇艳华丽等。他的爱子、临淄侯曹植的妻子崔氏因为穿着华丽的衣服外出，被曹操在铜雀台看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崔氏赐死，震动朝野。由此可见曹操崇尚节俭、严禁奢侈铺张的态度。他不仅生前一贯奉行节俭，而且也倡导厚养薄葬。后来他由于连年征战，再加上年事已高，自觉不久将离开人世，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断断续续下了几道《终令》和《遗令》，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同时，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装在四个箱子里，以备不测。他在《遗令》中说：“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他在另一道《遗令》中说：“（有不讳）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既然曹操生前崇尚节俭，倡导厚养薄葬，而且在《遗令》中对自己的后事做了明确要求“无藏金玉珠宝”，那么，安阳西高穴村所谓的“曹操墓”中为什么会出土一批珍珠、玛瑙等随葬物品呢？这是有悖曹操生前的的品性及《遗令》要求的，令人不得不疑。

       二、既然曹操的夫人卞太皇太后死后与其合葬于高陵、但西高穴村“曹操墓”中为何没有出土其遗骸？

       据河南方面年公布的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中出土的250件物品中，包括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子的头骨和两个女子的遗骨。而这两个女子的年龄，经现代科学手段检测，一个年龄确定为四十岁左右，一个确定为二十岁左右，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了。《三国志·后妃传》中载曰：“明帝（曹睿）即位，尊太后（卞氏）曰太皇太后”。又载曰：“至太和（魏明帝年号）四年春，（公元230年）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及（恭）、（敬）侯夫人，皆赠印绶。其年五月，后（卞太皇太后）崩。七月，合葬高陵。”这里明确记载，卞太皇太后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驾崩，两个月后与其夫曹操“合葬高陵” 的，而在西高穴的“曹操墓”中为什么没有出土卞太皇太后的遗骸，而却出土了一个年龄四十岁左右的女子和一个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的遗骸呢？卞太皇太后比曹操小六岁，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死时是六十六岁，卞夫人时年六十岁；十年后的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卞太皇太后死时是七十岁，既然史书明确记载卞太皇太后死后与曹操“合葬高陵”，那么，西高穴村“曹操墓”中为什么没有出土一个年龄七十岁左右的女子的遗骸？卞夫人到哪里去了呢？这能说明墓主是曹操吗？

       三、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中为何没有出土卞太皇太后的印玺？墓主的身份从何认定？

       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同年二月葬于高陵。卞太皇太后死于曹操死后十年的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同年七月“合葬高陵”。曹操的妻子卞氏在曹操生前为丞相、魏公和魏王时，称为卞夫人；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后，诏封其母卞夫人为皇太后；曹操的孙子，也即曹丕的儿子曹睿称帝后，诏封其祖母卞太后为太皇太后。按照汉制，凡是皇帝登基后年诏封的皇后、太后或太皇太后等人，都是颁有诏书和印绶的。卞氏生前被封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理所当然应得到皇帝的诏书的印玺。按照汉时的葬制，太后和太皇太后驾崩后，为证明墓主身份，其生前所受的印玺一般都要随死者入敛随葬于墓中的。安阳西高穴出土的汉墓既然被认定为曹操的墓葬之所高陵，那么卞太皇太后死后与其夫曹操合葬于高陵，其生前所受印玺自然出应随之葬于墓中，那么，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中为什么没有出土其印玺呢？墓中既没有出土曹操的印玺，又没有出土卞太皇太后的印玺，怎么能说明墓主是谁呢？

       四、根据曹操的《终令》，曹操墓不是一座孤墓，而应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墓群。而在安阳西高穴村现身的“曹操墓”仅有另一座坟墓相伴，墓主尚不清楚为何人，与曹操的《终令》相悖

       曹操在临终前，曾下《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高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之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也谓之陪陵。其公卿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为了褒奖有功的文臣武将，下令自己死后，对于统一北方大业有功的文臣武将死后可陪自己的寿陵，并且要求“广为兆域”、“ 使足相容”。由此可见，曹操死后，能够有资格为其陪陵的公卿大臣一定不少，必会形成一个气势恢宏的墓群。而目前现身的“曹操墓”基本上是一个孤坟，周围尚未勘察出或出土过其它陪陵的公卿大臣的陵墓，而仅凭从墓中出土的几块写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字样的石牌就认定该墓墓主是曹操，实在有点牵强。

       五、安阳西高穴“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刻铭石牌，单从照片上来看，有的石牌字迹很清楚，甚至看起来很新、会不会内藏玄机？

       曹操墓现身安阳西高穴村的消息披露之后，笔者因手头有写作任务，还未能抽出身来到该地现场去看一看。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去了肯定会被拒之门外的。从报上刊登的照片来看，墓地现场已被封锁，况且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警戒，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即便能有机会进去，墓中出土的那些东西肯定是不会让你看到的。据知情人透露，该墓早在2004年就已发现了，此前就已经被盗，此后又多次被盗。但此事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直到该墓被盗得不成样子了才匆忙进行抢救性发掘。没想到，一挖竞挖出个“曹操墓”来！笔者未能看到墓中出土的、被有关方面赖以判定墓主身份的类似“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刻铭石牌，但从报纸上刊载的相关照片来看，这些石牌的字迹很清晰，甚至很新。这会不会是从社会上倒流到墓中的赝品？据汉魏文化学者闫沛东先生披露，目前文物古玩市场赝品盛行，有的造假者为了提高赝品的身价，故意将这些假文物倒流到一些古墓中，而后再进行盗掘，借以以假乱真，抬高身价。业内人士称此种做法叫做“埋地雷”。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既然多次被盗，盗墓者出入自如，赝品倒流入墓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况且，据说有的石牌还是从盗墓者手中追缴回来的，其真实性到底有几成？而靠这些东西去认定墓主的身份未免失之偏颇，其可靠性又有多大？

       六、一号墓尚未发掘，单从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些随葬物就去认定墓主是曹操，对曹操墓葬这个千古之谜解得实在太简单，怎能令人信服？其中是否潜藏有别的动机？

       从报纸披露，在安阳西高穴村发现的不是一个汉墓，而是两个汉墓，河南相关方面将其编排为一号墓和二号墓。照考古工作常规，为了弄清墓中情况，认定墓主身份，他们本应组织力量，对两个汉墓同时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发掘力量不足，可先发掘其中一个而后再发掘另一个。待两个墓都完成发掘工作之后，而后再将两个墓中出土的物品进行分析比照，从中较为确切地认定墓主身份。而这次河南方面只是对其中二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据说二号墓比一号墓规模大），仅凭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就匆匆忙忙地定调子，下结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找到了早为千古之谜的曹操墓——高陵。这个结论下得有点太早，认定这个墓是曹操墓的证据明显不足。不知河南相关方面着的什么急？汉墓在你们的地盘上，别人又抢不走。曹操墓早成为千古之谜了，等你们把认定曹操墓的证据找充分了再宣布也不迟。一千多年都过去了，哪在乎早几天晚几天？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曹操墓现身安阳的消息一公布就引来了一连串的质疑，反而弄的骑虎难下，这到底图的是什么？个中又藏有何种奥秘？个中缘由，恐怕只有河南相关方面清楚了。

       综上所述，“曹操墓”现身安阳疑点颇多，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将西高穴二号墓认定为曹操墓明显证据不足。希望河南相关方面进一步做深做细有关工作，结合考古发掘，进一步寻找证据，尽早把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曹操陵墓找出来，为破解曹操墓葬这个千古之谜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

        来源：http://user.qzone.qq.com/416414582/blog/1282574115

       作者：李松林

        获得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的作品《挟尸要价》被质疑造假。21日，照片摄影者发出拍摄的全套照片以回应造假质疑。主办方称已展开调查，参与调查人员表示，目前证据显示，照片没问题。（8月23日《西安晚报》）
       “挟尸要价”最终靠作者的全套照片曝光回应了舆论质疑，用明摆着的事实依据“自证其清”了。然而，可以预料，围绕照片的瑕疵、社会风气衰落、人性良知的土崩和事件背后的一系列价值碰撞讨论不会就此终止。这不，“挟尸要价”尚未获得完全平息，曹操墓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凑热闹”。估计舆论又得骚动不息，得不到片刻消停了。 
       8月21日，由“反曹派”主要人物，学者倪方六发起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在苏州召开。23位专家讨论后形成共识，安阳“曹操墓”发现和发掘过程，存蓄意造假行为。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博导称，画像石明显是用电锯锉的。河北专家闫沛东称掌握安阳曹操墓造假的铁证。（8月23日《扬子晚报》）
       由“挟尸要价”过渡到曹操墓真伪的争辩，这并非一次偶然。如果说“挟尸要价”的最终效应是为了拿出证据证明事实，引起公众关于人性良知和社会价值的思考。那么，曹操墓的真伪之辩又是为何？笔者实在找不出一个足具说服力的切入口来宽慰自我。常常只见得一次次的“口水战”，一次次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还有那随着“专家”、“学者”信口开河，口诛笔伐而喜怒无常的公众情绪。
       细心检视这两起“突发”的新闻事件，使人感到所有的纷扰背后无非是一个“事实标准”的界定问题。“挟尸要价”之所以会广遭质疑，缘于事实真相的断断续续，遮蔽不清。我想，如果从一开始报道作者就能创造条件使“挟尸要价”全套照片得以公布，围绕“挟尸要价”的争论或许不会如此激烈，至少不会得了奖还被拉出来一顿“狂扁”。
       虽然曹操墓的发掘团队拿出了足有权威的“证据”（包括现场直播式的挖掘），却最终难逃同行“ 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的“盖棺定论”。为何？套用网友的一句经典之言：一支神秘队伍正在考古曹操墓，他们没日没夜“抢工程”，高高兴兴“找宝藏”，施舍一处“搞直播”，风风火火搞旅游。如此“狂热”和极具“功利心”的考古难免忽略事实依据，稀释学术权威精神。“关起门来考古”，难怪公众会感叹曹操墓的发掘过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公众尚存疑虑，同行指责和质疑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无论是“挟尸要价”，还是曹操墓，既有陷入舆论沼泽的一刻，也会有得到“平反”和平息的一天。只是，由这两起类似事件暴露出的“事实标准”确定之难和公众评判机制的缺失使人坐立难安。具体而言，每一起新闻事件都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到真实全面，理性客观。而在新闻事件得以曝光的一瞬，公众评判机制也不应缺席，对新闻事件如何参与，如何质疑，如何揭发都应该是公众评判机制的应有之义。
       所以，“挟尸要价”和曹操墓看起来是两回事，骨子里却有着一脉相承：都是“事实标准”未确立和公众评判机制缺失的受害者。笔者以为，国家力量和公共意见应该对此保有警醒和反思。只有尊重事实，尊重舆论，建立良好的事实认定标准和公众评判机制，让敢于忽悠公众，敷衍舆论的人得到监督和揭发，追责惩罚，才能避免更多“挟尸要价”和“曹操墓”的上演。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19605.html

作者：湘人李·中国战略

这几年以来，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时不时就以新闻热点人物出现在媒体上，与大众见面。按说，教授上版面，就要以他们的学识来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点拨。但是纵观数年来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在媒体上总是发出一股腐烂尸首的味道。他们在启发公民和愚弄公民之间，他们选择了愚弄。他们在国民正气与国民邪气之间，他们选择了邪气。他们在使命崇高与使命猥琐之间，他们选择了猥琐。他们就此由“教授”沦陷为“叫兽”，身上发出一股股的腐烂尸首味道……

北京大学“叫兽”朱锋：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民的误解

2010年8月23日中新网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刊出评论《南中国海为何成为“核心利益”？》，文章说，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将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表述，升级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北京大学“教授”朱锋予以反驳说，无确凿出处又被广为报道的“核心利益”之说，是个有待澄清的误解。美国会将之解读为中国在东亚划定势力范围的信号，是极不明智。而共同社早在7月23日就报道：中国在今年3月上旬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转达了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当时斯坦伯格和贝德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外长杨洁篪和副外长崔天凯等举行会谈。请问这位北大“叫兽”兼“脑残”的朱锋，这是国民的误解吗？

北京大学“叫兽”汤一介：沦陷为“神仙”李一骗取民众钱财的工具

2010年8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随着重庆缙云山道士李一的“假神仙”骗局被一层一层剥开，曾与李一有不同程度往来的各界名人被一个一个地“挖”了出来。昨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学专家也出人意料地被牵涉其中，他就是汤一介。83岁的汤一介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是儒释道研究的权威。昨天开始，一张汤一介授匾给李一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匾上写着“中国文化书院研究基地”。事实上，李一的“缙云山国学院”长期以汤一介等学界名人作为卖点，他们号称“学院汇聚了汤一介等大师，已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国学与养生班授课基地”。李一的这些伎俩，都是江湖上坑蒙拐骗的基本伎俩。估计我们的这位大师级的北大“叫兽”从小沉迷于书斋，不知人间烟火之事。于是，只要李一给钱，就以自己的学术给李一当敛财的工具。

北京大学“叫兽”孙东东：“专业上访户”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

2009年4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同时表示，“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这个“民生为王”的时代，在中国独具特色的这个时代，来百姓告状是一个在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岂能跟精神病搅和在一起呢？北大“叫兽”孙东东脑残至此，实乃无语。

北京大学“叫兽”孔庆东：吃了人家金二世一顿饭就信口雌黄丧失良知

2007年9月6日，网易历史综合报道：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有一篇是博客文章《听我唱段十三亲》，写在赴朝鲜大使馆宴会次日。文章中写道昨天傍晚，朝鲜大使馆邀请晚宴，祝贺金日成将军诞辰。我穿了西装、打了领带，扮成个“帅叔”模样，这是一年四季都难得的。没有人要求我，是我自愿穿戴齐整，去向一位被几十亿愚众诬蔑误解辱骂诅咒的革命伟人表达敬意的。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逐渐形成了：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人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和改造者，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不能为了麦当劳和麦当娜而低下高贵的头……实际上，中国的事情总是那么容易地得到解释，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在意识形态上，中国早已和朝鲜在事实上割裂，撇清了关系。但是，我们这个自称是孔子传人的，吃了人家的后，拿了人家的后，就变得智商零分以下，地球人都知道朝鲜是怎么回事情，这孔庆东“叫兽”怎么愣是不明白呢？

北京大学“叫兽”许智宏：以流氓政客的姿态整治“三角地”

2007年11月3日《新京报》报道：北大三角地信息栏近期被拆除引起极大争议。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首次对此做出回应，许智宏表示，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并不算拆，只是在规范。因为奥运会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为此校园要进行整治。北大三角地信息栏曾是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许智宏说，整治三角地之后并不是没有广告牌，仍然会保留广告牌，但北大目前的三角地的广告太多，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乱的地方。“以后学生的活动，社团的活动或学校的一些重大活动，还是可以通过这里告诉大家，”许智宏称，但现在三角地的广告有些变味了，这里有假冒伪劣产品的广告，甚至还有“枪手”的广告，“我觉得这跟北大的声誉不符合。”事实上，许智宏“叫兽”暴露了他的流氓政客秉性，“三角度”是北大声誉的重大构成部分，这个“下三烂”怎么坐上北大校长的宝座，实乃匪夷所思。

北京大学“叫兽”张颐武：“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为戏子做枪手

2006年5月10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在《新周刊》专题“如何‘贩卖’中国文化”中，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称，“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同时他表示，“孔子不是很伟大么,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么,章子怡也是中国人的代表啊,新闻周刊、时代周刊都拿她当封面来报道中国呢。既然如此我们也要尊重她，崇拜她，好歹中国人就这么一张脸让人家记住了。”事实证明，这个伟大的章子怡，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章”，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骗子。请问“叫兽”张颐武，你做枪手都不够格吧？怎么混上北京大学的教授呢？哦，不，你不是教授，你只是“叫兽”而已。

大约1995年，我翘课去了北京找同学玩，第一次参观了北京大学，为未名湖的美丽而后悔，因为未能努力学习进入北大。大约1999年去看考上北大研究生的同学，漫步于“三角地”为北大的精神而激动。如今，我在这里总结北京大学的“叫兽”而而羞愧，为当年的“后悔”和“激动”而感到无比的羞耻。因为在“教授”与“叫兽”之间，北京大学选择了“叫兽”，所以，如果再不为1995年和1999年羞耻，恐怕我身上也要流淌着“叫兽”们的腐烂尸首味道了。

             千夫所指下的公义之辩

              作者： 郎遥远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7100256.html

《挟尸要价》在真实与谎言的纷争中，终于尘埃落定了。袭着公众道德的黄袍加身，永远定格成中国的“金镜头”。虽然，质疑者依然坚持对新闻真相的质疑，痛心者依然沉浸在对逝去英雄的哀悼，但这张残忍的照片，踏过长眠地下的英灵，已经完成了从鲜血到光环的嬗变。
与“金镜头”光环相映衬的，是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的黯淡。他自从在博客发表四篇质疑文章后，就再也没有发声，销声匿迹了。昨晚中央台新闻频道的节目连线，也找不到他，只有“金镜头”两位评委和获奖媒体在振振有词。
而就在李玉泉质疑《挟尸要价》的短短几天，他已经从一个大学宣传部长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反动官僚代表，俨然是人神共愤的公敌了。网络对他的辱骂之词，一点也不亚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激愤。更有甚者，要连夜人肉出这个“李部长”，刀斩臭狗头。
这个让人咬牙切齿的李玉泉，到底宣扬了什么歪理邪说呢？我不禁搜索阅读了他的那几篇惹祸文章。掩卷沉思，我想只要不是带着成见，只要不是带着其他目的，每一个读者都应该看出，李玉泉发文只是为了较真《挟尸要价》新闻图片的真相，仅此而已。他甚至不忍再去揭让英雄学生父母伤痛的那一幕幕。他在《被迫公布的照片——渔民救人和捞尸船打捞记录》一文写道：英雄已经远去，老师和同学时时记挂着他们无畏的英灵。本来非常不愿意再去触动人们伤痛的心情，但为了还世人以真相，被迫再公布一批照片。他说，不能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还事实以真相，当是做人的本质。我认为，一点没错。
我看不出李玉泉文章有一丝的官腔，更看不出李玉泉因此有什么滔天罪恶，倒是感觉字里行间有一股知识分子的耿劲。真理不怕穷究，不怕辩驳。他说，追求事件的真相是每一个没有亲临现场的人们所期望的，也是媒体代言大众应该向大众转达的。亲临现场的人们如果对某一个场面产生了误读，可能只是导致自己对事件的了解不全面或不理解，但媒体的误读就会误导社会大众。我也看不出这些话里，有什么瞒天过海之鬼魅伎俩。
李玉泉在博客中质疑《挟尸要价》图片的真实性，应该只是出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正义涵养和一个宣传官员的职业修养，而绝不是掩过饰非，替地方政府包庇，替长江大学遮羞。试想，如果是宣传部长的职务行为，他为什么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果他以一个宣传部长的习惯性思维去察言观色，何必去写揭露真相惹麻烦的博客？如果是为了升官，他犯得着为《挟尸要价》去追究真相吗？他如果有不可告人目的，至于去做可能会给英雄母校抹黑的事情吗？逻辑上说不过。我倒觉得李玉泉是一个迂得可爱、不识时务的老师。
之所以冠以宣传部长的头衔，李玉泉坦承是想引起网民更多关注。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个官衔，让人产生了太多的想象和解读。网友把日常感知中对宣传部长的负面印象，甚至对政府官员失范缺德行为的种种愤恨，都附加在李玉泉这顶“宣传部长”官帽上。舆论因此未审先判，不管你是李部长还是王部长，也不管你说什么，反正只要你是宣传部长，就一定是只权力之犬。
其实，李玉泉部长还是一位大学教授，是长江大学硕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领域是文化与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管理和区域经济，是一个有建树的青年学者。在信息海洋和眼球经济时代，一个大学教师出面质疑“金镜头”真实性的新闻，会有多少点击率？或许不被网站荐读，不被网民关注，那就石沉大海了。因为他去年在《挟尸要价》第一次获奖就质疑过新闻真实性，但根本没人理会。正义，有时总要披上各种炫彩的外衣，才会引人瞩目，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哀。
我无意去证明李玉泉文章的证据力，只是认为，在一个民主和法治日渐健全的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这个知情权，也同样表现在对公众事件的真相了解上。李玉泉只是提供了他认为是事实真相的证据，只是提出他认为值得质疑的地方，这是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何罪之有呢？如果《挟尸要价》经过公开甄别，让新闻真相更清晰精准，那岂不是让道德批判更有力吗？
“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现代宪政文明的一句名言。我想，如果让感情代替了理性，辱骂代替了探讨，霸权代替了协商，媒介审判代替了国家法律，那么网络就有从公共话语平台堕落为“非理性舆论场”的危险。历史上有许多悲剧不就是以“正义”之名堂而皇之地践踏人权和法律尊严的吗？对李玉泉个人的攻击辱骂，不也是以“道德”的名义在施行多数人舆论暴力吗？经历过“十年文革”噩梦的人，大多会对那段集体无意识的“暴力”感到不堪回首：“批倒批臭”；“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一切无不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刘少奇活在今天，如果戴上“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吓人帽子，会不会也照样屈死在不由分说的网络暴力下？
“挟尸要价”是一面道德的镜子，定格了见利忘义者的冷血和罪恶。“痛批李玉泉”也是一面公义的镜子，映射了网络暴力的浮躁和凶猛。我想，每一个认真看完李玉泉博客的人，都会咽回辱骂的唾沫，因为那里有一颗知识分子追求真善美的心在跳动。不要把对权势阶层的痛恨之气，一股脑儿地撒泼在一个担任宣传部长的大学老师身上。道德批判的方式和对象一样重要，正义与非正义只有一步之隔。在公共事件面前，围观的哄客太多，道德法庭就好像建在公共厕所旁边，道德谴责有时只成为一种个人的情绪宣泄。
手头有一本柏杨名著《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几十年了。封面写着一段话：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能发展成斗臭或阿谀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得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来。我想，中国酱缸文化的制造者，不就是封建官僚专制幽灵吗？好人为什么当官难？为什么好人当官就变坏？中国官场缘何那么多潜规则？中国政府三公消费9000亿元，少一顿山珍海味，少一次香车美女，少一回游山玩水，一年可以消除多少贫困，做多少功德？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瓜分和占有了多少国家财富？贫富差距与日俱增，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官民怨恨一触即发。凡此种种，都比长江边一个老渔民捞尸赚钱，不知要祸害多少倍? 政治体制不改革，民主和法治不推进，中国社会这副烂牌，就永远是一副烂牌。执政者要有时不我待、重新洗牌的历史担当。
挟尸要价是一种恶，辱骂李玉泉也是一种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保障，公义就如同断线的风筝；没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道德就只是一朵塑料花。

    最近关于《挟尸要价》的照片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的最佳新闻照片奖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热议。笔者就此发出一问：金奖能黑镜头能成为金镜头么？

    黑镜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应， 指的是摄影家或者摄影爱好者拍出的有悖于常理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应不同社会、不同层次的行为， 他们拍下来，以警示世人的作用。 这就是所说的黑镜头了。这次获奖的《挟尸要价》当属此类黑镜头作品了。这次又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的最佳新闻照片奖，那就成了金镜头了么？穿上龙袍就成皇帝了么？金镜头奖是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颁发的。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法定的全国新闻摄影界学术性社会团体，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团体会员。那么颁发给《挟尸要价》奖项时，对于中央反对低俗、庸俗 ，媚俗的精神是怎么理解的？《挟尸要价》这样的黑镜头确实有警示世人、关注社会公德滑坡的事实 。难道就没有一点负面作用么？很多涉案题材的影视剧初衷也是为了警示世人，但收效呢 ？诱导犯罪的成分还是有的。《挟尸要价》就没有迎合寻求感官刺激、哗众取宠的低俗风气的成分么？除了笔者这些疑问外，长江大学的宣传部长等当事人就是《挟尸要价》还对起照片反应的事实的真实性提出了非议。俗话说：真金不怕火来炼。《挟尸要价》如果真是一张经得起质问，经得起当事人非议的照片，那它不仅是个黑镜头，更是值得大力表彰的金镜头 。无论是评奖者、颁奖者、获奖者，都当之无愧！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挟尸要价》这样的黑镜头能不能成为金镜头，关键还是在于照片反映的事实是否真实 ，它对于世人的警示作用能持续多久。这需要我们假以时日，再作定论。

作者： 戴渝龙                                                                                              

 (编辑： 李俊彩)